而疑惑是一种不安宁、不满足的焦虑状态。
而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恰恰把问题掩盖了。自近代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也一直把持着救亡的心态。
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，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此。当然，任何政府都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，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，但在文化上反复鼓吹，那就很危险。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，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，这样才有意义。这是个如此薄情寡义的时代，仿佛遗忘了李泽厚叱咤其中的八十年代美学热哲学热，遗忘了有一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《美的历程》。我当年提出这个断语，并不是忧虑与担心。
现在出版了一大堆的书，厚的很多，好的很少。我在八十年代就说过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。而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恰恰把问题掩盖了。
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，认为中国是强国了，要怎样怎样，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。但我认为，这讲法意义不大，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，又有哪个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呢？难道陈寅恪、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了？难道鲁迅、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？王先生的话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。前不久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》就说，首先建立在允许人家上法庭的基础上。特别是鲁迅，通过文学作品使他情感成分极重的思想影响了广大青年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搞近代史的刘大年写了一篇《论康熙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我就不以为然。汤用彤《魏晋玄学论稿》才七万字，我以为超过了别人七十万字的书，他也是不作材料堆集，几句话就把问题讲清楚了。
我唯一堪以自慰和自勉的是三十年来，没有炒作，没有宣传，有的是批判、咒骂、嘲讽、轻视，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看我的书。中国如何吸收西方长处，目前这仍然是基本的、主要的方面，如何结合现实和传统做出转化性的借鉴，创造出拥有自己的新经验的体制，这才是好的，这是摆在中国，特别是知识界、理论界、学术界面前的重大问题。但是说到底，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，与如果没有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锺书相比，情况恐怕会不大一样吧。如果你专很多点就不是专家了。
但专家只是专那么一点。一位朋友说，实际上这是句正确的废话，因为即使抛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一般说，陈寅恪、王国维、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、鲁迅、陈独秀。那么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一下把这种不同拉平了，就没有什么意思。当时提出的这个断语中是否隐藏着您某种忧虑或者担心？当时的中国是更需要思想还是更需要学问，您一定是有自己的倾向的吧？ 李泽厚：更正一下，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显是1993年我给香港的《21世纪》杂志三言两语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中的一句话，并非什么正式文章。
如果回过头去评价一下自己，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学问家还是思想家？ 李泽厚：我从来不评价自己，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，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。我当时曾发表过一些嘲讽意见，所以在这个三言两语中虽未做价值判断，只描述现象，但也确有提醒一下，让大家注意的意思，谈不上担心和忧虑。
这就足够了，要什么思想家、学问家的头衔干什么？十年前在《浮生论学》中我说过，我欣赏梁漱溟说自己中学不行西学也不行，只是认真思考，对所思所说负责任，仅此而已。很可惜，目前的中国文化界在思想和学问两方面都比不上前人。
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，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，这样才有意义。但秦始皇我倒是肯定的，假使没有秦始皇，那中国不知道要分成多少国家了。西藏如果独立，内蒙古也可以，新疆也可以，广西也可以……这样一来，中国还会剩多少？这个对中国不利，对这些地区生活的藏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苗族、壮族等本身也恰恰是不利的。可见，这两批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，思想和学问还是有显著不同的。现在西方占主导的是理、公共理性，这仍然是中国目前极为缺乏而非常需要的方面、基础，必须具体落实到有操作性的法律层面上，但可以逐步加入中国情的元素。比方说中国传统比较讲人情、讲协调，讲不伤和气，夫妻闹别扭、朋友闹纠纷不一定上法庭。
愿意调解的可以调解，不愿意调解的，仍然可以上法庭。李泽厚：首先，我认为我们国家还不是强国，只能说是大国，不是发达国家，是发展中的大国，而且近两年一些领域的倒退被经济发展掩盖了。
当然，任何政府都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，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，但在文化上反复鼓吹，那就很危险。当我们最近在上海遇见李泽厚时，这位年届八十的老者早已是宠辱不惊，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，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学问家思想家都无所谓，很可能他也从来没在乎过此等生前身后名。
但王先生这句话后来却被认为是定论，认为这才是全面的、公允的、正确的提法。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最容易煽动人的情感，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，希特勒杀犹太人，即便很多人知情，当时德国民众普遍的情绪还是支持希特勒。
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撰文，认为当时的知识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显的倾向。尽管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正如可以不同意陈寅恪的那些观点一样。我在八十年代就说过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。但现在有另外一个趋势，当救亡的问题解决了之后，似乎强国又冲淡了启蒙。
1992年，李泽厚去国赴美，主动结束了自己盛极一时的辉煌年代。当然在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，出了一些好著作，但是他们被淹没在大量的文化垃圾中。
随便聊聊，例如陈寅恪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捧得极高，但说实话价值不大。当时风靡一时的回到乾嘉、乾嘉才是学问正统，学术就是考证，其他一律均狗屁、只有学问家，没有什么思想家等等，我是不赞成的，现在好多人可能淡忘或不知道这些事了。
例如他说到秦代的那一套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，我经常引他这句话，其实他对这句话提到一下而已，也并未论证但极有分量，与传统说法根本不同，至今不都还大骂秦始皇么？但出土秦简大谈孝、宽等等证实了这种说法。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，胡适也搞过考证，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也证明了他有学问，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出名的，而是以他们当时的思想而闻名的。
在制度的设计上可以添加中国元素。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化都是各方面专家贡献智慧的结果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才会得到发展。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，并没作价值判断，没有说这是好是坏。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找到源头，原来在我这里。
我不看清宫戏，我对康熙、乾隆也持否定的态度。当下牵涉到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太不了解，也就不必多谈。
时至今日，李泽厚认为这句话仍适用于当下，只是目前的中国文化界在思想和学问两方面都比不上前人。又如陈讲儒家长处在伦常制度，而不在思想意识等等，也没去论证，但这片言只语的洞见我以为抵得上好几十部书。
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、民主都是普世的，这毫无疑问，但在制度的建构上，不必完全照搬。这是个如此薄情寡义的时代，仿佛遗忘了李泽厚叱咤其中的八十年代美学热哲学热，遗忘了有一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《美的历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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